尋根噶瑪蘭─潘朝成
文／以森
用影像批判失衡的平埔族權益
影像紀錄的對話與時空背景，鮮活了紀錄片意義也產生歷史價值。潘朝成最新製作的紀錄片《衝擊西拉雅效應》單單後製就耗費一年半近兩年，拿到各校園巡迴播放，還是沒有上字幕的「未完成版」，此版本片長約略1小時56分鐘，潘朝成提到：「我覺得不夠，我還要繼續加下去。」
「觀眾只要看我的紀錄片電影，因為坐在電影院裡面，就算我講錯，還是要吸收我的觀點，」潘朝成笑著回應。整理出潘朝成製作的紀錄片具備幾個特色，影片時間長是觀影者最有感觸的其中之一，他說「我在南藝大的畢業製作就剪輯出2小時24分的版本，現在還沒有學弟、妹打破我的記錄。」語畢，伴著爽朗笑聲。
潘朝成攝製的紀錄片還有另外兩項特色分別是後製期長、拍攝期長。他整理出最近尚在後製的《衝擊西拉雅效應》一片，訪問了歷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，拍攝耗時將近14年。紀錄片主軸在追蹤平埔西拉雅族為國家認同的奮鬥過程；潘朝成也是批判力道十足指出：「我就是要透過影像作為證據，讓十幾年前原民會主委承諾的話，十幾年後到頭來又說不行，豈不是自打嘴巴？」
2002年12月25日官方認定平埔族的噶瑪蘭族為原住民的第11族，潘朝成卻早已看見政府對原住民的補助措施，受到一些衝擊與阻礙，他認為：「《聯合國原住民權益宣言》自認自己是那個國家的原住民族時，政府就要去承認並注重人家的權益。」
這是潘朝成的性格，話總是說的直白又有力道，他連回應都帶有一點豁然放蕩的口氣：「我都60歲了，講話還需要客氣？誰應該被檢討，就直接點名批判。」正義豪氣，路見不平就挺身，他解釋：「因為以前我們就是被剝削，現在有了能力更不應該去剝削別人，反而要幫助別人。」
社會底層的成長經驗
回想起成長過程，貧困的生活條件，影響著潘朝成待人處事之道，也決定把紀錄片批判的砲口永遠瞄準權利分配者。他自小就是生活在花蓮港邊的「鳥踏石仔」小漁村，居民主要是琉球移民，還有更多從外地遷徙過來的漢人，整個漁村內就是外移人口，經濟條件相當地貧窮，有段記憶卻是鮮明清晰地存在潘朝成心底，
對門住了一戶家庭，印象中對方的經濟狀況比他們家庭還要困窘；某個午後，對門鄰居的父親來敲家裡的門，潘朝成的母親前去應門，「我們家快生活不下去了，甘ㄝ塞借阮兩百塊？（閩南語）」對方懇求潘朝成母親，他母親把藏起的兩百元出借，潘朝成不解，但母親給他這段回應：「他們比我們更窮，就算給他們兩百元，我們至少還能生活；但他們如果沒有這兩百元，可能連生存都沒法度。」仍然用閩南語說著。
潘朝成的生活樣貌，和許多1950年代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中老年人沒有差別，那是個從經濟貧窮年代，工業化產生勞力密集，經濟逐漸起飛，他生動地描繪：「小學的時候，我第一次吃到土司；第一次方便使用瓦斯，很珍惜地把饅頭切片，放入油鍋炸得金黃酥亮，就覺得怎麼那麼香脆又好吃。」
打從娘胎出生，潘朝成就在那漁村長大，對於自己的身世卻是矇懞懂懂，「朝成啊！你是平埔仔喔！」他回憶有一次母親在他年紀尚無法自理的時，一邊幫他穿上褲子，一邊用閩南語告訴他，要他銘記著。
上了小學，老師曾經對著潘朝成提到：「山胞的教育補助，你怎麼不申請？」他滿腦困惑地回到家中，阿嬤和父親卻是挑明地告訴他：「列祖列宗都是從大陸福建而來，而你的阿母是從外地嫁過來的客家人。」話語中隱約帶著希望潘朝成不要在追尋家族背景；於是，潘朝成不再追問，就「假裝」認定自己就是個漢人。
直到1993年左右，開始有許多報導文學針對平埔噶瑪蘭族而寫，潘朝成隱隱約約地感受自己的身份似乎與此有相關聯。就在1993年，潘朝成為了報導攝影跑到台灣東海岸一帶拍攝當地原住民，在新社區域巧遇一名耆老，他告知潘朝成：「8月18日這裡會舉辦豐年祭，台東和宜蘭的噶瑪蘭族都會參與，場面很熱鬧，恁甘麥來？」潘朝成順勢接受了邀請，與會參與。
當天，一進入會場，他看到許多參與者都是台東和宜蘭的親戚，潘朝成見他們也只敢開口問：「為何而來？」得到的回應皆是：「就是來作客。」他提到，隱晦的句子：「你甘係蛤仔難？」卻難以脫口而問。當年，潘朝成的阿嬤早已去世；返家後，他追問父親：「阮甘係蛤仔難？」父親才敷衍的回應：「大概是啦！」
為了追查自己的身世，潘朝成到了戶政事務所，申請日據時代的戶籍謄本，裡頭註記的讓他豁然開朗，他提到：「哇！一看，爸爸、阿公、阿嬤都是『熟番』。也就是噶瑪蘭族。」當時，潘朝成只知道自己的家族隸屬平埔族「加禮宛社」，意即原先在宜蘭羅東、五結一帶。但究竟為何會遷移到花蓮？為何家中長輩避而不談過去的身世？潘朝成內心仍舊充滿問號。
家族受壓迫的經驗，阿嬤備感羞恥而避談
「那為什麼我們不願意跟人家講說我們是原住民，要隱藏自己的身份？這跟歷史一定有關係，」潘朝成總是自問。於是他急著尋找答案，潘朝成積極地參加平埔族群研討會，聽著考古、語言、歷史等專家學者的研究；也走入圖書館，翻找舊有文獻、期刊。直到某一回參加宜蘭縣誌修訂的研討會，潘朝成聽了計劃主持人和與會者的報告，他就恍然大悟。
潘朝成對照當時蒐集到的史料和相關訪談進而梳理出脈絡，十七世紀末葉，吳沙進入台灣，一路沿著北海岸往宜蘭去侵墾土地。1840年左右，漢人侵墾的壓力往加禮宛社的傳統領域前推，加禮宛社族人就逼退到當今花蓮縣新城建立一個大社和五個小社。潘朝成補充：「悲慘的命運還在繼續，」1878年左右，清朝政府認為台灣東部必須有國家勢力保護，因此，軍隊進入花蓮地區，加禮宛社聯合撒奇萊雅族抗清失敗，為了逃難，就又四散至東海岸和花東縱谷。
「我們家族大概是1920年左右逃到花蓮港附近，」潘朝成指出。接著提到：「日據時代的日本殖民者正要開發花蓮港廳，阿公、阿嬤為了工作機會，就定居於此。」潘朝成後來也才意會，家人們避而不談自己的是為原民族的身份是其來有自：「我們的族群不斷地被迫遷徙，主流社會對番族建構強烈地歧視；所以，我的阿嬤隱藏自己，自稱家族是閩南人是有道理的，她不願意後代再被恥笑了。」
潘朝成認為，主流社會為了展現掠奪原住民土地的正當性，他回憶起攝製的紀錄片《衝擊西拉雅》時，一次與吳沙後代對話，潘朝成問起：「你們還沒有進來前，土地是誰的？」坐在紀念館前的訪問者回應：「就是那些番仔！因為我們來之前，他們都不懂得開墾，一片荒蕪之地」。他接著說：「你們沒有說一下，地就這樣佔去了，」訪問者回應：「我們只是用他們沒有開墾的土地！」
潘朝成也歸納出侵略者驅趕原住民原先居住的土地，使他們迫於生活壓力而搬遷；但侵墾原住民土地者卻往往透過建築廟宇、紀念碑又是留下紀錄，說明侵略者的正當性，潘朝成憤慨地表示：「人家說『吳沙開蘭』耶！但我們祖先來這邊開發宜蘭兩千多年了，是他們來侵占我們。」
「原住民沒有了土地，加上沒有辦法在部落內自給自足，民族就開始貧窮化；莫那能就曾提過他工資比漢人低，又被汙名化是懶惰的民族，」潘朝成憤慨地提出論述。他接著說：「小時候常去父母親工作的門諾醫院，經常看到遮著臉的紋面泰雅族耆老；只要有紋面，都覺得自己羞死了，是受到歧視的，但現在卻是國寶。」
「台灣原住民都是受到連續幾百年的殖民壓迫，才會成為弱勢族群；所以，我才要拍這些處於邊陲處境的原住民，」潘朝成認為，他緊接著說明：「唯有透過影片，才能告訴台灣社會大眾，原住民原有的樣貌為何；要大眾認清並瞭解，為何原住民要抗爭，為何要還我們土地。」
源於自身對影像拍攝的興趣而成為紀錄片導演
潘朝成在高中的時候就發現自己對影像有著濃厚的興趣，寒、暑假都會參加救國團的登山健走隊。在那個年代，相機是昂貴的電子設備，但他仍會設法借到相機，帶著它到山中拍攝景色。也翻閱攝影雜誌，模仿拍攝被定義為好照片的技巧。
高工汽車修護科畢業後，潘朝成先是在門諾醫院覓得正職，升遷到院內採購主管。一個機緣巧合，潘朝成報名「公共電視原住民影像記錄培訓」，沒想到卻是「原住民新聞雜誌」種籽訓練班，憑藉著對影像的熱情，他索性辭去工作，上了台北，成為第一批原住民新聞雜誌攝影記者。
潘朝成在從事記者期間，就已經在1993年出版個人第一本攝影集《異鄉人》，他就認為拍攝他們就是替弱勢者說話。因著「公共電視原住民影像記錄培訓」，練習期吸收相關學者對原住民的論述，以及同事間針對新聞製作的觀點，逐漸地形塑原住民主體意識。
「我一定要好好地透過影片、文字、攝影集告訴台灣社會大眾，原住民本來有一片天地可以生活；現在變成這樣，我們要教育台灣社會大眾認清、了解原住民，了解為什麼要抗爭，為什麼要還我們土地。」潘朝成提到攝製紀錄片的意義。
潘朝成站在平埔族正名運動的浪頭，鮮明地批判風格，潘朝成的妻子曾打趣地說：「你跟你們潘家的人都不一樣！」他接著回應：「我批判性越來越強，就是因為感受到原住民生存在國家機器中，已經快要滅族啦！」
潘朝成對自己不間斷地拍攝紀錄片，成為一名原住民紀錄片工作者，他把自己視為第一代原住民紀錄片工作者：「就是為了要打破奇風異俗的主流觀點，因為以前都不是原住民角度討論原住民。」除了是為了讓「自己是原住民」的看法藉由紀錄片呈現；持續拍攝紀錄片，潘朝成認為還有一個原因是自己的興趣使然。
曾經是跑線的新聞記者，潘朝成認為：「紀錄片也是新聞，應當監督行政。」他更提到，尤其當政府預算大餅變小，原住民各族正名之際，就有聲音表示噶瑪蘭族的文化早已漢化消失，「我在新社部落，就透過紀錄片呈現各種儀式、生命禮俗，讓社會大眾知道噶瑪蘭族確實存在。」潘朝成以紀錄片作為行動的武器。因此，潘朝成藉著自己對影像的興趣，製作第一部紀錄片《鳥踏石仔的噶瑪蘭》，藉著片中沉重的音樂調性，踏著返鄉尋根的步伐，踏回原本家族的土地。
潘朝成藉由影片攝製提出確切的觀點，能夠透過紀錄片使原住民所處的情況被看見。然而他也認為「當攝影機交到紀錄片工作者手上，你可能技術成熟，不必然會有很明確的觀點。」因此，在影片中展現觀點，必然要點出問題的根源，且試著拉出歷史軸線，展現深度，他解釋：「談到原住民的話，我有兩個H，一個H就是how，另外一個就是history。」。從潘朝成的談話中解讀出住民的論述不斷地被建構，族群的意義也就產生。
「透過影像紀錄部落傳統文化，無形中建構部落觀點；然而，探討部落觀點也是一種社會運動，」潘朝成直指當原住民不斷地透過抗爭運動爭取權益，倘若沒有部落觀點作為支撐，就無法增加談判的籌碼。他更舉例譬喻：「少了社會實踐，怎知學術理論行的通。」
培力部落族人影像製作能力 傳承香蕉絲編織文化
潘朝成同理剝削的不平等，他認為紀錄片元素都是從部落截取，「如果一切成果沒有回饋民族本身，即是販賣文化。」他自己也把自己的紀錄片「從部落外拍攝部落內」視為部落認同的第一階段；第二階段則是回到部落，「從部落內解決部落問題」。潘朝成回到花蓮縣新社部落居住，也就是他的噶瑪蘭部落，對於過去的行動，他說：「因為社會大眾認為我們認為噶瑪蘭族的文化漢化消失，進到新社部落，紀錄他們現有的各種儀式、生命禮俗，出版一本書，讓社會大眾知道噶瑪蘭族事實存在。」
如今，他積極地在花蓮部落大學授課，指導學生透過簡單的攝影器材紀錄身邊的民族植物，他解釋：「部落影像等同收藏文字紀錄的圖書館。」讓族人實踐，從小地方累積自己的影像論述。「要透過傳播達到社會教育的目的，讓大家很正常的說民族之間平等才是最重要的，」潘朝成強調。
如今，他積極地在花蓮部落大學授課，指導學生透過簡單的攝影器材紀錄身邊的民族植物，他解釋：「部落影像等同收藏文字紀錄的圖書館。」讓族人實踐，從小地方累積自己的影像論述。「要透過傳播達到社會教育的目的，讓大家很正常的說民族之間平等才是最重要的，」潘朝成強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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